《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桐城派是文學流派，還是學術流派？

王達敏：桐城派既是文學流派，也是學術流派。桐城派不少學者學貫經史子集四部，除了在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方麵取得了經典性成果，在經史子諸領域也有大量著作傳世。作為學術流派，桐城派以程朱理學為旨歸，在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中與崇尚許鄭之學的漢學派相對峙。晚清以降，曾國藩等桐城派學者在堅守程朱理學的同時，積極倡導學習西方文明。進入民國後，為更好地接應西學，徐世昌等桐城派學者將注重實用的顏李學派引入桐城派尊奉的道統之中，以顏李之學上接孔孟之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學者以為，桐城派開啟於戴名世、方苞，終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您以為，桐城派起訖於何時？

王達敏：把方苞、劉大�、姚鼐稱為桐城三祖，或者把戴名世、方苞、劉大�、姚鼐稱為桐城四祖，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派的嚴厲批判視為桐城派終結的標誌，是學界沿襲已久的說法。

其實，在桐城諸老中，有意開宗立派者是姚鼐，方苞、劉大�隻是作為前輩鄉賢被姚鼐抬入了其所建構的桐城文統之中。就文學史發展的內在理路而論，明代歸有光與唐宋八大家一脈相傳，對方苞、姚鼐影響很大。姚鼐在建構桐城文統時，於明代就隻錄歸有光一人，視歸氏為桐城派最直接的淵源。在目前學界對於桐城派的起點尚無共識的情況下，如果撰寫桐城派文學史，從歸有光開篇，也許不失為一個斬斷葛藤的辦法。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至1949年前，民國文壇由新舊文學共同組成，舊文學在漫長時光中仍是主流地位。桐城派在民國文壇雖然失去了籠罩性地位，但仍是一個富於活力的精神存在。1949年之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桐城派無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吳汝綸的弟子群體凋零殆盡。唐文治的無錫國專弟子群體、吳�生的文學社弟子群體正值盛年，但施展空間已經十分有限。1980年後，桐城派學者馬茂元、吳孟複等煥發學術生機，在研究和創作諸方麵皆有可觀成就。1995年，吳孟複逝世。此後，學壇上再無桐城派嫡傳學者為其“護法”，綿延數百年的桐城派終於落下大幕。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作為文派有哪些特色？

王達敏：就古文創作而論，桐城派在清代經曆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方苞、劉大�、姚鼐、梅曾亮不廢秦漢之文，但主要以唐宋八家之文為典範，除劉氏略異外，方、姚、梅的為文風格偏於陰柔之美。第二階段，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賀濤、吳�生繼承桐城諸老遺產，不否認唐宋八家之文的典範地位，尤其推尊韓愈、王安石之作。但在唐宋八家之文以外，他們又視先秦西漢之文為更高的典範。其為文風格偏於陽剛之美。從古文史角度看，明代前後七子倡言文必秦漢，而唐宋派則以八家為圭臬。桐城派的兩個階段恰是明代古文史的倒演，又是明代古文史的發展。

就古文理論而言，桐城派集數千年古文學之大成，創造性地提出了義法說、神氣說、桐城文統說、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說、神妙說、義理文章考證三者兼收說、陽剛陰柔說、法變說、文體十三類說、因聲求氣說、古文至上說等理論。這些理論揭示了古文的本質和奧秘，發前人未發之覆。桐城派的真正不朽處正在於此。

《中國社會科學報》：進入現代之後，桐城派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王達敏：清代道鹹以降，桐城派秉持著“變”和經世致用的觀念，緊隨中國現代化的步伐，開始了長達百年的轉型。在政治上，以曾國藩、徐世昌為領袖的桐城派學者群體參與引領並推動中國從中世紀走向現代世界；在文學上，桐城派在盡可能保有傳統優秀元素的同時，從文論、體裁和語言諸方麵向新文學位移；在傳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報紙、期刊和出版等媒體，創辦文學社團，以拓展存在空間和加速自身轉型；桐城派的一批女性作家，像姚倚雲、吳芝瑛、方令孺等，也以出身舊家的新人姿態登上文壇。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關係如何？

王達敏：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互相關聯的偉大運動。在這兩場運動中，桐城派與新文化派之間出現了異同。

甲午戰後，桐城派老輩吳汝綸、林紓、嚴複等沿著曾國藩開辟的道路前行，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激進尋求變革。但隨著歲月推移，他們及其年輕的追隨者主張在變革之時，能夠保留傳統中一部分優秀因子，以作為再造文明的基石。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桐城派老輩和新文化派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同樣具有舊學根柢，同樣積極麵向西方。對於舊學，桐城派老輩的情感要比新文化派諸家更深厚一些。對於新學，桐城派老輩張揚在先，並澤被後者；後者則循前者之轍而行，但取其激進，而棄其所保留。在新文化運動中，如果說新文化派屬於左翼，桐城派就是與其根連又與其相對的右翼，二者均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民族新精神的塑造作出了貢獻。隻是，新文化派諸家站在徹底反傳統的立場上，隻見桐城派學者保留傳統的一麵，而無視其一直以來麵向西方、努力追求變革的一麵。爭論由此而起。

在五四運動中，桐城派政治家徐世昌的斯文作為和容忍態度，桐城派名流傅增湘、章士釗、嚴修、馬其昶、姚永概的理解和支持，是這場運動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與新文學有什麽關係？

王達敏：桐城派開啟了新文學的端緒。對於這一曆史定位，一些新文學家有著清醒認識。有研究者曾提出：“到吳汝綸、嚴複、林紓諸人起來，一方麵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麵介紹科學思想。於是，經曾國藩放大範圍後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所以关键词2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

有一件劃時代的史實不能不提。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屬下的教育部部長傅增湘任命原教育部長張一�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長。在該會推動下，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發布訓令，命全國各地的國民學校一二年級自該年秋起，“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徐世昌、傅增湘、張一�屬於桐城一脈。他們的與時俱進，使國文改為語體文成為現實。胡適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他的影響和結果，关键词2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关键词2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用白話代替文言。當時教育部的訓令在國家製度層麵實現了新文學家的追求。這一事件標誌著宰製中國人精神生活數千載的文言開始走向終結，而一直處於邊緣的白話和白話文學將移至文化、政治舞台的中心。